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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君必纳 欲臣必谏  

2015-11-30 14:40:2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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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洵《谏论》有感

古樵

  苏洵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长于散文、尤擅政论,文章以权谋机变之言为主,纵横雄奇、富于变化,有《嘉祐集》传世。同时代的欧阳修评价其文为“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认为苏洵的文章是“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洵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苏洵能够在历史上留名,文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甚至是次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他为名气更大的苏轼、苏辙的父亲,世称“三苏”,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也可能是他传奇的经历和故事。史载,苏洵年轻时并不好读书,直至27岁时才茅塞顿开、发愤读书。经过10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由欧阳修、韩琦推荐,被宋仁宗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后以霸州文安县主簿的身份参与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死后追赠为光禄寺丞。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苏洵是励志的楷模,童蒙教材《三字经》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苏洵的知名度。

  客观地说,《谏论》并不是苏洵的代表作,也算不上历史名篇,但颇能代表苏洵的文风,既明察心术、纵横恣肆,又笔带锋芒、妙喻连篇,值得品读一番。宋朝对待知识分子比较宽厚,文人骚客也就好议论,“论”这种文体风行一时。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时指出,论著为著作之无韵者,词赋则为著作之有韵者。《谏论》就是一篇无韵的关于进谏的论文,分上下篇,计1296字。上篇重在论证“欲君必纳”之术,即论证进谏的方法问题。在苏洵看来,无论是直谏还是讽谏,只要方法得当,君王都是能够纳谏的。“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伍举是楚庄王时的大臣。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玩乐。伍举讽谏说:“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回答:“举退矣,吾知之矣”。然而,庄王不仅没有接受伍举进谏,反而更加骄奢淫逸。茅焦为秦王嬴政的客卿,秦王迁太后于雍,下令谏者死。茅焦进谏,王欲烹之,茅焦脱下衣服危言耸听:“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秦王顿感问题的严重,乃释放茅焦,并拜为上卿。下篇重在论证“欲臣必谏”之法,即论证进谏的动力问题。在苏洵看来,君王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臣子一般不敢进谏。“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意思是,君王的伟大,就像蓝天;君王的尊严,就像神灵;君王的威力,就像咆哮的雷霆。作为人不能抗拒上天、触犯神灵、得罪雷霆,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欲臣必谏”呢?苏洵认为,除了保护“性忠义”的人之外,一要用奖赏;二要用刑法。奖赏是对积极进谏者的鼓励和激励,刑罚则是对明哲保身、不愿进谏者的惩处。在苏洵看来,无论赏还是罚,都是君王为了让臣子认真履行进谏的职能。

  品读《谏论》,我们会对进谏有更多更深的认识。进谏,本质上是下级对上级、小辈对长辈的进言,提出批评;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臣子批评君王的过失,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谏涉及到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方面是臣子的进谏,另方面是君王的纳谏。但《谏论》没有论证进谏与纳谏的关系,而是论证臣子如何进谏的问题。苏洵并没有停留在方法层面,他还从价值层面正确诠释了进谏的经与权、心与术的关系,从而增加了《谏论》的思想价值,这也是《谏论》能够在历史流传的重要原因。同时,《谏论》提出了进谏的动力问题,这就是赏与罚。“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耎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意思是,圣人懂得其中的道理,所以设立奖赏来劝导人们,《传》中所说“有作为的君王常常奖励进谏的大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但君王还是担心有一些人阿谀奉承,使他一天也听不到自己有什么过失,所以制定刑法来使人敬畏,《书》中所说“做大臣的不匡正君王的过失,必受墨刑惩处”,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谏论》最重要的思想是谏者必须具有价值理念。从行文看,苏洵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论证进谏的价值问题,然而蕴含其中的价值理念却是丰富而深刻的。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无论思想还是行为,都包含着价值与方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价值属于道的范畴,方法属于器的范畴,比较而言,价值更具根本性。价值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本质规定,指导着前进方向,规范着发展路径,充满着人文因素。品读《谏论》,不能不重视其关于进谏的价值认识。这种认识既体现在关于经与权的论述,也体现在关于心与术的论述。谏者的价值理念就是要有经和心。在经与权的关系方面,苏洵认为,经比权重要。经与权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经为基本原则,持久不变,权为具体策略,随机而变。经权之道是有经有权,既有对经的坚守,也要注意权变,真正做到基本原则坚持不变,具体策略因时而变。进谏也有一个经与权的问题,所谓经,意指进谏是臣子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和义务,不能变通;权是指进谏的方式,可以变通,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孔子十分看重进谏的伦理价值问题,甚至提高到臣子对君王忠诚的高度。《孔子家语》记载着孔子说过的一段话:“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讽谏乎”。大概是因为孔子谈到谏有“五义”即五种方式,引发了后世的争议,“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但后世对孔子关于进谏需要忠诚的价值理念,是没有争议的。《谏论》指出,不能因为对谏有“五义”尤其是讽谏与直谏有不同看法,就否认孔子的观点。孔子关于谏的观点属于“经”的范畴,而苏洵说自己关于谏的方法论述属于“权”的范畴,是从属于孔子的。“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在心与术的关系方面,苏洵认为,心与术要统一。心与术是中医的重要概念,心是指态度、意识和认知,术是指方法、手段和技术。传统医学把心看得比术重要,即“事不从心,术即不验”;认为心正才能术正,医者要先练心后练术,内外兼修。在苏洵看来,进谏也存在着心与术的关系,心是对君王的忠诚,术是进谏的方式,主要表现为“机智勇辩”。臣子进谏君王,如果出于忠心,即使方法不得法,没有被君王接受,仍可称为谏者;如果出于私欲,即使方法得法,君王也接受了谏言,但不能算谏者,只能称之为游说之士。一般而言,谏者是忠诚于君王而不注意方式方法,游说之士是出于私欲而注意方式方法。苏洵说:“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苏洵认为,商末大臣龙逢、比干是谏者忠心的代表;而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是游说之术的代表,真正的谏者应该把龙逢、比干的忠心与苏秦、张仪的游说之术结合起来,“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谏论》最重要的内容是谏者必须重视方式方法。进谏的目的,是希望被谏者能够纳谏。如果不能纳谏甚至反感批评的意见建议,那就失去进谏的意义和作用。因此,苏洵提出了“术”的概念,术就是方法。苏洵非常重视进谏的方法,认为方法得当,被谏者即使心胸狭窄甚至是暴君,也能纳谏,否则就会拒谏。“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苏洵还比较了谏者与游说之士的不同命运和进谏效果,说明方式方法的重要。“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由于方式方法不同,谏者不仅没有让君王纳谏,反而丢了性命,游说之士不仅让君王接受了游说,还得到了君王的赏识。所以,苏洵认为,谏者应该学习游说之士的方式方法,并举例加以说明。“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一是“理谕之”,举例是“触詟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意思是,触詟用赵太后喜欢女儿超过儿子来加以劝导,不久长安君来到齐国做了人质。其中的典故是秦攻赵,赵求救于齐,齐必以长安君为人质,赵太后不同意。这时游说之士触詟对赵太后说:“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赵太后悟,乃以长安君出质。二是“势禁之”,举例是“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意思是,子贡用应着眼解决内部忧患来引导田常,使齐国不能进攻鲁国。其中的典故是齐国的田常准备进攻鲁国,子贡劝告田常:“伐鲁不如伐吴。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鲁弱吴强,不如伐吴”。三是“利诱之”,举例是“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意思是,田生用万户侯利诱诸吕,使刘邦的儿子刘泽被吕后封为琅琊王。其中的典故是汉初,吕后封诸吕为王,田生劝张卿讽吕后说,封诸吕为王,恐大臣未服,不如封刘泽为王,则诸吕王益固。吕后然之,封刘泽为琅琊王。四是“激怒之”,举例是“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意思是,苏秦用宁当鸡口、不当牛后的俗语来羞辱韩惠王,使其按剑长叹必不事秦。其中的典故是当时韩国要向秦国投降,而苏秦劝韩王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韩王听后,乃按剑说:“寡人虽不屑,必不能事秦”。五是“隐讽之”,举例是“楚人以弓缴感襄王”。意思是,楚国人庄辛用弓缴射鸟的典故来感化楚襄王。其中的典故是庄辛对楚襄王说:“黄鹄奋其六翮,自以为无患,不知夫射者,方将休其庐,治其缯缴,将加以己乎百仞之上”,以此比喻秦国即将侵略楚国。《谏论》指出,谏者如能掌握正确的进谏方法,就能使君王纳谏,“理而喻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谏论》最重要的论点是谏者必须得到赏罚,这也就是进谏的动力问题。臣子进谏的动力大约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思想境界,或出于理想,或出于忠诚,或出于敬业而履职;另一个方面是制度约束。由于进谏是有风险的,轻则受到君王的冷落,重则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大部分臣子是不会积极主动地进谏的;而依靠思想境界进谏,只能适用于少数人。《谏论》写道:“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忠义者而任之?”意思是,臣子如果不是具备忠义的秉性,不贪图奖赏、不害怕获罪,谁又愿意因为进谏而落得被处死的下场呢;作为君王又怎么可能找到那么多的具有忠义秉性的人而任用他们呢。《谏论》着力论证了进谏的制度约束问题,主要手段是赏与罚。苏洵把臣子分为三类,由于品性不同,激励和约束手段也不同。第一类是勇敢的人,这类人不需要赏罚就能进谏,“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第二类是既勇敢又怯懦的人,这类人需要奖赏才能进谏,“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第三类是怯懦的人,这类人主要靠刑罚逼其进谏,“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以上三类人中,第一类是靠思想境界进谏,第二、三类则是靠制度约束劝其进谏。苏洵还用比喻的手法形象描绘了这三类人在面临一条壕沟或河谷时的不同表现。第一类人,“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第二类人,“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第三类人,“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为此,苏洵感叹道:“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意思是,人本身难道有勇敢与怯懦的区别吗?没有,重要的在于用利害关系来驱使他们。“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即如果没有猛虎,那个怯懦的人肯跳越深谷吗。苏洵十分痴迷谏者的赏罚问题,甚至认为关乎国家的兴亡盛衰。他把夏商周三代的兴盛看成是对谏者赏罚的结果,“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与此同时,他认为:“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意思是,末世就不是这样,对不进谏者给予奖赏,却对进谏者施加刑罚,这就导致大臣们把嘴闭住、舌头卷起而闭口不言,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混乱、国家衰亡。因而苏洵强调要建立健全赏罚制度,他说:“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意思是,现在奖励进谏的情况,不时也有;但对不进行规劝的人施刑,则不曾有过。故而要“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即坚持并完善已有的措施,增加应有还没有的制度。最后,苏洵坚信,只要有了赏罚制度,并且做到赏罚分明,就能使“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谠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孔子认为: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由此可知,进谏不仅有利于国家,而且有利于家庭。《谏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做一个好谏者。所谓好谏者,是心与术的统一。首先要有心,就是有好品行。宋朝是谏官制度比较成熟的年代,与苏洵同时代的名人都对谏者的品行作过论述。王安石认为谏者首要的品质是贤德。欧阳修认为是“有气节,不沉浮,得失利天下”;“非材且贤不能为”。曾巩的标准更是具体,“博学精识、通于世用”,“敏茂直清、通于学问”,“好古知方,强于自立”;“非秉义纯笃,望实孚于上下,不称其任”。同时要有术,就是有好方法。好方法不仅仅指具体的做法,更是指正确的运用。有好的方法,不会运用,等于没有方法。就方法而言,谏者不能只熟悉一种方法,而要熟悉多种方法,譬如熟悉《谏论》提出的理谏、势谏、利谏、怒谏、讽谏和直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象不同谏法不同,场景不同谏法也不同;有的可运用一种谏法,有的却需要多种谏法并用,目的都是为了让被谏者接受进言,能够纳谏。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也不管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有可能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个谏者。那么,就应该做一个好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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